新范式外，《县委大院》还可以做得更多

　　 ◎字用章余

　　 《县委书记三间房》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却并不涉及“行政权”写实。不管是梅晓歌与曹志远在引资方面的市场竞争，还是林志为在办公室内的成长与成熟，都有力地证明了一点——虽然《县委书记三间房》里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干部，但它并非《人民的名义》的翻版，而要一部货真价实的婚恋剧。

　　 和曾经流行的白领婚恋剧相比，《县委书记三间房》呈现出出了不那样的人文想像——从森冷如铁的野性法则变革为温情脉脉的励志话语，从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变革为阳光下努力奋斗的青春絮语。我们能从《县委书记三间房》里找到的，并非“体制内”的生存手册或升迁指南，而要婚恋剧中经常缺失的我国传统人文精神。

　　 婚恋剧的走红与“斯坦达脂”

　　 说到婚恋剧，就不能不提起曾经红极一时的《杜娜拉升官记》。彼时，“杜娜拉”的火并非偶然，而要与描写全球化的我国经验息息相关——如今的婚恋已非昔日父辈的工厂或单位所能比拟，其流动性和易变性相比之下超出人们的想像。在复杂的婚恋环境里，光有一技之长相比之下不够，还要懂“做人”，懂交往、沟通交流、协调、合作，懂拿捏职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而上述婚恋技能，不可否认是不少初涉社会的中学生人的短板。以上因素的叠加，便是《杜娜拉升官记》大受欢迎的原因。

　　 而已，由对个人努力奋斗与自由市场所建构的“从士兵到将军”式的梦想还没持续多久，就迎头撞上了《蜗居》《再婚时代》的窘迫。很快，“杜娜拉”的传奇就成了易碎的泡沫。这既是对现实的一种赤裸裸的呈现出，又是对这种呈现出自身的有效遮蔽——在婚恋中依靠知识改变命运似乎成了“不可能”。除了发发牢骚，中学生人似乎失去了其他选择。

　　 于是，“杜娜拉”们很快瓦解成两类人：两类从婚恋的烦恼里跳脱出来，用爱情慰藉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失恋33天》；两类则干脆把自由市场竞争的故事讲诉为婚恋蕨盲术，全盘实现“斯坦达脂”，比如说《宫中·甄嬛传》。

　　 虽然主创一再强调《甄嬛传》的核心是对封建社会的抨击，但恐怕这种抨击相比之下不及主人公甄嬛的宫中“婚恋神话”带给观众的震撼强烈——剧中的人物形象，都是不择手段，以眼前利益最小化为原则，能说是最典型的市场人。甄嬛取得了行政权斗争的重大胜利，但也便是她，亲手用毒药送走了最爱的情郎和给予她一切恩宠的丈夫，最后成为孤家寡人——为的是眼前利益最小化，她和众多“玄幻婚恋剧”里的人物形象那样，全盘放弃了人性的善。

　　 或者逃离婚恋，或者在婚恋中沉沦、矮化，难道说，“杜娜拉”们真的无路可走？或许，他们最应该扪心自问的是，除了勾心斗角和行政权欲望，当真就没有其他在婚恋中努力奋斗的理由？

　　 “梅晓歌”们重构的婚恋伦理道德

　　 《县委书记三间房》给出了不那样的答案。

　　 在荣光县组织工作遭遇挫折和困难时，梅晓歌回忆起他当初选择下乡的决心：“你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实事后，你就忘不了他们看着你的眼神。”这是他一贯秉持的意志，也是此剧的“题眼”——通过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百姓建立起的血肉联系去重构婚恋伦理道德，全盘改变被矮化的“杜娜拉”们虚无、功利的价值取向。

　　 不而已主角梅晓歌，《县委书记三间房》里从上到下的人物形象，都从不同角度践行着上述意志。吕青山在开会时说，“荣光县就这么几条街，以后大家回来看看的时候，能想想自己做得好还是不好。”这不仅是简单的组织工作指示，也是一种婚恋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对个人的努力奋斗、拼搏，意义不仅是对个人的得失利弊，更是为他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这也便是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生动写照。

　　 在湖滨征地项目中，荣光县的老书记周良顺手握建房的合法手续，但最终还是同意征地，原因就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信访局局长郝东风对不愿银港省的亲戚们积极开展沟通交流组织工作，并引发梅晓歌县长向老支书们鞠躬的情节，同样展现出了眼前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的觉悟。此剧看似零散、瓦解的干群组织工作白蒿，实际上都是对婚恋剧本外分泌腺问题的回应——“杜娜拉”对组织工作的热爱，到底是为的是什么？

　　 这同样体现在梅晓歌与曹志远截然不同的组织工作作风中——后者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刚直，在引资中总是先行一步，深得上级的赏识；前者更强调实事求是，绝不说过头话。这并非因为梅晓歌“胆小”，而要他坚持认为：如果为的是眼前的政绩破坏了荣光县的环保国策，那是得不偿失的。

　　 近年来火出圈、艺术佩扎的“主旋律”电视剧并不少，但着眼点往往是宏大写实。比如说，《觉醒年代》展现出的是革命中学生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大江大河》讲诉的是改革开放为一代我国中学生带来的历史机遇，《山海情》则把镜头对准了国家脱贫攻坚的发展国策……与它们相比，将写实扎根农村基层婚恋的《县委书记三间房》切口更小，但“梅晓歌”带来的不而已荣光县的新面貌，更是当代婚恋剧的新本体论。

　　 “卖惨”是党委写实的坏习惯

　　 作为新型婚恋剧，虽然《县委书记三间房》让人眼前一亮，但并非全无问题。比如说，此剧经常在有意无意之间滑入“卖惨式”党委写实坏习惯——城关镇党委书记乔重大胜利为的是做好广大群众组织工作，不光家里的窗户被砸，还因为老婆回了娘家，不得不独自吃起速冻水饺。

　　 这不可否认是婚恋剧的大忌。且不说《县委书记三间房》刻意放大农村基层党委积极开展组织工作的种种不易，很难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相联。就以婚恋剧的特性来衡量，其中的人物形象也该是“在其位，谋其政”，应该用出色、过硬的专业能力打动人，而并非想方设法地博取同情。

　　 更突出的问题是人物形象性格的模糊。《县委书记三间房》祭出了集结老、中、青不同世代实力派演员的豪华卡司，就是想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县委书记干部群像。但纵观整部剧，不管是梅晓歌的沉稳、林志为的踏实，还是艾鲜枝的干练，都比较浮于表面，缺乏人性的深度。角色虽多，留下的深刻印象却不多。另一方面，为的是凸显农村基层党委干部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人味儿”和烟火气，又让不少角色的表演显得夸张化、漫画化。

　　 这或许也是一种启示：婚恋剧中的“杜娜拉”们绝不该滑向“玄幻式”的价值虚无和自私自利，也不能为的是突出思想和意志就转向过度的理想化。《县委书记三间房》描摹了农村基层干部鲜活的组织工作日常，但既然婚恋剧总是以现实为基底，那么它也应该带给观众更多启迪和反思。就此而言，在塑造一个家庭式的集体和有人情味的农村基层干部之外，《县委书记三间房》还能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