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强盗赢出青春爆款，这是甚么“纯狱风”？！

　　不知何时起，网络上席卷了一阵诡异的“纯狱风”。 

　　入监获释的人，成了洗心革面的典范。

　　强逼性交易、性侵等重刑，都成了流量密码和荣誉勋章。

　　他们结构调整做起爆款，俨然成为青春童星。

　　一有质疑，影迷们便会上前维护：“凭什么不给自己两个再次已经开始的机会？”

　　我在某文末，遇见了一位不一样的“弟弟”。

　　他没来由表示他们刚入监获释，准备创业，还晒出他们的“释放出来证”。

　　做自媒体，则是为的是“记录生活”。

　　在人格概要中，他把他们塑造成两个“赢回新生”、自尊心力行的“那英”：

　　「我不会接受自己的行善，会用双手，靠能力扛起这个家。」

　　「我为年轻的错，付出了代价。必是，人非圣贤。」

　　文章区，是一片岁月深居的和谐昂蒂。

　　没人安慰他，“千万别气馁，好好做他们，打气！”

　　没人用理想作诗，“千万别在意神权的眼光，去追逐属于他们的光，做好他们。”

　　仿佛面对的，是两个不惧神权、冲破束缚的女英雄。

　　尽管满嘴“改过，再次已经开始”，这位弟弟却从未说明他们所犯的是什么罪。

　　依照他晒出的信息，没人发现，他在2017年因为强逼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

　　依照民事决定书，他和匪徒曾把两个性侵犯女孩骗到湖北Dhanbad。

　　为的是让她乖乖出摊，用强硬手段不断毒打，打到乖巧轻举妄动。

　　在他如今的恳切个人经历里，有对父母的操心，对人格的规划。

　　但我惟独没看到对受害者的抱歉。

　　截至截稿，“天郎弟弟”的帐号已经被禁言。

　　但这样的“纯狱风”流行，并非事实上。

　　前几日，就有“强盗结构调整当爆款卖安全套”的事件爆出。

　　当事人名叫黄贵，自称“逃婚男孩今晚有没有哭”。

　　最已经开始，他是以“逃婚”卖点爆红。

　　这篇专文所写，如同一枚感情饱满的催泪瓦斯，让他收获三票同情，问鼎12万影迷。

　　1995年生的他，从5岁起，就开启了颠簸流离的生活。

　　被拐卖、转卖，在三、四个收养家庭间流转。

　　养父母的打骂，同学的欺凌，让他早早辍学，交上一帮狐朋狗友。

　　酗酒、打架，最终误入歧途，进入「社会大学」接受再教育。

　　这个社会大学，指的就是监狱。

　　而黄贵当年，是因为持刀强奸而入狱。

　　受害人当时也不过15岁，期间多次劝阻、反抗，仍旧遭到了侵犯。

　　服刑完毕的黄贵重回社会，发现养父已经去世。

　　他来到深圳，拿到了一份主播的工作，做起了直播带货。

　　因为影迷多为女性，他干脆卖起了安全套、内衣洗液、护肤品，趁机赚三票。

　　但最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可疑的“逃婚故事”，不是他偏贵的商品定价。

　　甚至也不是他转头用从女粉这里赚来的钱，在夜店豪横地叫上40个女孩陪酒。

　　而是强盗身份坐实后，仍旧力挺他的人。

　　没人宽慰他，“坐过牢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仿佛他所犯的不是罪行，而是值得崇拜的义举。

　　还没人甚至认为对黄贵的讨伐不公平，言之凿凿“受害者也有责任”，女孩应该感谢“被上了一课”。

　　这段过去，似乎没有对黄贵产生任何影响。

　　他继续更新日常、直播带货，愿意买单的仍旧大没人在。

　　对于这样荒诞的“纯狱风”，我不仅感到荒诞，更感到愤怒。

　　性罪犯轻松翻篇，重启人生，在赛博世界招摇过市。

　　我很难想象，那个受到侵害的女孩，看到轻松和过去告别、直播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黄贵，以及这些高唱赞歌的文章，会当作何想？

　　在互联网上，确实还有不少结构调整做爆款的入监释放出来人员。

　　因为这行门槛低，且“服刑”二字也自带流量。

　　2018年，四川绵阳曾有一位“最美诈骗犯”。

　　这个叫卿晨璟靓的女孩，因为长相漂亮，随着警方一纸通缉令爆红全网。

　　她曾是一名“酒托”，与匪徒作案金额高达140万。

　　2020年11月，卿晨璟靓获释，成了一名“爆款”。

　　她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邀请下，拍摄反诈宣传视频，为的是起到警示作用。

　　她的动机很简单，并非为的是致富，而是想洗心革面，做一些事回馈社会的帮助。

　　当然，因为争议，警方未再和她合作。她也没有继续当爆款，而是做起了小生意。

　　入监获释者，始终是个饱受争议的群体。

　　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留案底”几乎是他们人生路上，一块难以移开的绊脚石。

　　按照法律，有期徒刑是明码既定的刑罚，惩罚的是过去的所为，而非空白的未来。

　　而服刑完毕，似乎为过去，已经划上了两个句号。

　　但在实际生活中，“罪犯”的烙印始终不会消退。

　　他们可能在就业、婚恋、租房等事项上，受到歧视。

　　我并不想将入监获释者一棍子打死，将他们与普通人严格区隔，呼吁严刑峻法，无差别剥夺罪犯的一切权利。

　　但我更不想鼓吹“洗心革面金不换”的陈词滥调。

　　罪行有轻有重，案由各不相同。

　　有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亦有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而性犯罪，就属于重刑中极其特殊的一种。

　　因为它的本质，是一种性别剥削，是对女性的物化，也是伴随一生的创伤。

　　性罪犯受到宽容、追捧、轻而易举地一键重启人生，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一场集体凌辱。

　　没人可能会说：都是服过刑的，为何要对性犯罪区别对待？

　　因为性犯罪，是个再犯概率很高的犯罪类别。

　　一项研究曾统计中国2006年至2016年近万例性犯罪者样本，发现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的几率为12.8%。

　　为的是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有的国家已经实行额外的监控手段。

　　比如韩国，就从2008年已经开始，要求入监释放出来的强盗佩戴“电子镣铐”。

　　这其实是一种定位装置，它在经过学校、居民区等特定区域，会发出声响。

　　既能掌控对方的位置和状态，又能对普通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英国，则有从业禁止，限制性犯罪者从事所有教育行业和社会福利行业。

　　受到限制的，还有出行自由。在加拿大，有过儿童性侵案底的人，不得进入校园。

　　在美国和韩国，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甚至可以公开，人人皆可查阅。

　　这些措施，确实对降低性犯罪有所作用。

　　被“区别对待”，这些强盗痛苦吗？

　　当然。

　　之前韩国有一档新闻节目，采访了这些佩戴电子镣铐的性犯罪者。

　　没人哭喊，他们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不敢告诉妻子”。

　　没人表示，“想自杀，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但我却很难有所触动。

　　受害者摔碎的人生况且难以缝补，性罪犯的“自由人生”，又如何成为两个正当权利呢？

　　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服刑完毕，并不总意味着审判的彻底结束。

　　我发现许多性犯罪者口中的「再次已经开始」，并非是真正的认知错误，改过。

　　他们恳切的，更多是人格为中心式的顾影自怜，希冀的是与过去一笔勾销。

　　印度女权主义者潘迪曾经采访过100个强盗，想找到犯罪的根源。

　　她惊诧地发现：这些人，不过是“搞不懂什么叫性同意，意识不到他们所犯的罪行是强奸”的普通男人。

　　除了四个人表示忏悔，大多数人仍旧在为他们的罪行找借口，甚至矢口否认。

　　而其中两个表达悔恨的49岁男人，曾性侵过两个5岁的小女孩。

　　他想到的补救措施，令潘迪大感震惊：

　　「我觉得很抱歉，我毁了她的生活。她现在不再是个处女，就没人愿意娶她了。但我会接受她的，等我获释后我就娶她。」 

　　我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一些“强盗后来怎么样了”的分享。

　　大多数人获释后，娶妻生子，工作养家，过上了正常生活。

　　与之相对的，则是受害者搬家、改名、挣扎，尝试摆脱过去的阴影。

　　潘迪在采访结束后，得出两个结论——

　　每个人都觉得强盗是个人出了问题，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国内一度流行两个非常让我不适的“强奸梗”——“三年血赚，死刑不亏”。

　　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宽恕，难道不是一种纵容吗？

　　当性不是一种尊重，而是剥削、利用，是金钱可以补偿的错误，是能够用时间轻易一笔勾销的过失。

　　那么我们对于安全感丧失的恐惧，那些被损害、抹去的女性姓名，又该何处安放？